【嘉德秋拍】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考论

2018-10-16 21:09 浏览:194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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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有碑无帖,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尝以获王羲之《兰亭序》,模刻石板,始有法书墨本者出。唐太宗裦集二王墨迹,惟《乐毅论》为石本,当为刻帖之始。南唐烈祖李升升元二年(938),出秘府所藏王羲之真迹,刻为四卷,为《升元帖》,乃刻帖成部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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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丕烈旧藏宋拓石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 (宋)薛尚功撰  宋搨本。存十二卷(七至十六、十九至二十)。六册。作者薛尚功(生卒年不详),字用敏,钱塘(今属杭州)人。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可知薛尚功南宋初尝为通直郎佥书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可以推知薛尚功的主要社会活动期,当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今所见其《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端下题,只署“钱唐薛尚功编次并释音”,未署任何职衔,足见他并不热心那微不足道的衔名,而是矢志仓籀蝌蚪,故深通籀篆,尤善钟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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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端


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钟鼎彝器款识帖》表明林师说有过江州仕履,在任时命公使库上石镌搨本州岛佥判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曾宏父与薛尚功是同时代人,只是稍晚一点。又是江西人,又有同好,故对薛《帖》记载信实。


清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说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时为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清沈嘉辙《南宋杂事诗》卷五于“彝鼎云雷考鉴精”等诗句下小字注云:“《历代钟鼎款识》,由南宋钱塘薛尚功手摩款识之文,凡二十卷。笔墨最为精妙。其讨论有出于《博古》、《考古》二图之外者。此卷流传不专一氏,迄未有刊本”。表明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代只有石刻传搨之本,而无习见的木刻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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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问世后,盖以两种形式流传。一种是薛氏手摹真迹本仍在流传。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二《薛尚功》条可证薛氏《钟鼎彝器款识》确有真迹本传世。至明代不仅有抄本,而且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万岳山人刻本、明崇祯六年(1633)朱谋垔刻本、清嘉庆二年(1797)阮元刻本等,盖都属于这一系统。


另一系统,便是绍兴中在江州上石的镌搨本。这个传本的卷数,晁《志》、《宋史艺文志》等多种书目,都著录为二十卷,但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起,也颇有几种书目著录为十卷本。清孙诒让在《籀庼述林》卷六《薛尚功钟鼎款识跋》中的考辨澄清了很多疑虑,可知绍兴中定江所刻原石在南宋中叶以后既有残损,故所谓十卷本者,乃是残本,非是另一全帙。    


今见嘉德之本第一册七至八两卷,“敬”字凡三见,皆缺末笔避讳;第二册九至十两卷“弘”两见,亦缺末笔避讳;第四册十三至十四两卷“敬”字一见,缺末笔避讳;第五册十五至十六两卷“敬”两见,“殷”字一卷,亦缺末笔避讳;第六册十九至二十两卷“弘”一见,缺末笔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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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字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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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字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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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字避讳


我们知道,宋代立国之后,尝追尊翼祖简恭皇帝名“敬”,故规定“敬”字要行回避;又追尊宣祖武昭皇帝名“弘殷”,故遇“弘”、“殷”两字也都要回避。宋代刻书,包括南宋刻书,回避宋代远祖和北宋已祧皇帝之讳的现象普遍存在,只是有时不甚严格而已。此《帖》出现的讳字及有避有不避者,符合南宋避讳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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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字避讳,“弘”字未避


卷八“齐侯钟”释文“齐之中世,桓公之业替焉”的“桓”字缺末笔,回避的当是北宋末帝钦宗赵桓的名讳。钦宗没做几天皇帝,便遭金人破汴,北宋灭亡,同乃父徽宗一道成了金人的俘虏,遭遇悲惨,令人同情。所以南宋刻书,特别是官刻之书,其他帝讳有时可能出现马虎,惟钦宗的御名、嫌名之讳,几乎没有不行回避的。大家知道,南宋首帝赵构,乃北宋徽宗之第九子,而钦宗则是高宗赵构的异母弟,对钦宗遭遇十分惋惜,因而也十分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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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字避讳


建炎元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即皇帝位。“辛卯,上谓宰执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爰自临御沉机渊嘿,圣不可测,乃遭厄运,蹔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常若神会。’”(宋熊克《宋中兴纪事本末》卷一上)。帝既如此,上行下效,所以南宋刻书多避“桓”字,以及与“桓”字同音之嫌名讳,以示敬重。江州公使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亦回避此字,正是彼时的风气,亦从侧面证实绍兴十四年此《帖》在江州上石,是凿实可信的。


所以讳字的出现,证明今嘉德所获《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必定搨自宋石,否则不会存在这多宋讳之字。而据前边孙诒让所说,宋石在南宋既已残损,并有“入元毁以累塔”之说,进一步证明今嘉德此《帖》非但搨自宋石,且必搨在宋石残损之前,所以说它是宋搨,绝非信口雌黄,臆随人愿。


此《帖》更有黄丕烈朱笔手跋。《跋》称:“宋石刻江州公库本《钟鼎彝器款识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残帙六册。相传为常熟归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于余。明时两刻,近时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获之,此诚希世之寳,岂可以残帙忽视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复翁。”此《跋》凡七十九字。加上年款、署名九字,共八十八字。如此简短的识语,却有丰富的内涵:


黄丕烈跋,【嘉德秋拍】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考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嘉德,宋拓,考论,薛尚功,南宋,黄丕烈,款识,刻本,石刻

黄丕烈跋


一是正面肯定《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宋石刻江州公使库搨本;二是公示其时的残存卷数一共是十二卷,六册;三是公布来源,相传为常熟归氏旧物,为吴中五柳居主人所得,并转售于黄丕烈;四是以明时的两个雕版印本及近时阮元所刻之本,均未溯源此宋搨石刻之本,道出其乃希世之宝的真实认定,故珍重获之。此跋写于嘉庆十七年(1812)除夕前六日,其时黄丕烈四十九岁。 跋前右上角钤朱文“千顷坡”长方小印。黄氏尝有“小千顷堂主人”印,因知此“千顷坡”亦是他的藏书印。跋后钤白文“黄印丕烈”。黄丕烈的审定意见,不能小视。


黄丕烈朱笔跋语中赞为“希世之宝”,【嘉德秋拍】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考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嘉德,宋拓,考论,薛尚功,南宋,黄丕烈,款识,刻本,石刻

黄丕烈朱笔跋语中赞为“希世之宝”


黄跋中有“相传为常熟归氏物”一语,说的是此件《法帖》在他得到之前,相传是常熟归氏之物。归氏,乃常熟富户。其始祖是唐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归宣公。归宣公名崇敬,字正礼,谥曰“宣”。至清初,又有归宣光字念祖者出,后其三子归朝煦,字升旭,由广东布政使经历,升陨阳通判。所以孙星衍玉海堂刻本序中说“曩客中州时见薛氏《钟鼎款识》石刻本于归河丞相朝煦处”。因知黄氏丕烈跋中所说“相传为常熟归氏物”,不是空穴来风。


事物常常是此消彼长,当着黄丕烈家由盛转衰之际,吴中汪士钟家正方兴未艾,遂使黄氏士礼居许多珍藏又流转到汪氏艺芸书舍。宋搨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便是其中的一种。汪士钟,字阆源,长洲(今苏州)人。相传尝官户部郎中。所建藏书楼名艺芸书舍,位于苏州最为繁华的山塘街。嘉庆时江南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周锡瓒、顾之逵、袁廷梼所藏,皆归之汪氏。《吴县志》杂记类说“黄荛圃孝廉殁,其书为汪观察士钟捆载而去”。


汪士钟艺芸书舍木匣,【嘉德秋拍】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考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嘉德,宋拓,考论,薛尚功,南宋,黄丕烈,款识,刻本,石刻

汪士钟艺芸书舍木匣


而当太平军的喊杀声逼近苏州时,汪氏又合家避难逃离,舍中宋椠元刊又被左邻右舍的奸佞小人趁火打劫。至若宋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转归何人,可从清嘉庆二年阮元所刻《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朱善旗的跋文中得其线索:


跋曰:“同郡魏塘程兰川通守文荣,藏石刻江州公库本薛氏《款识帖》七、八至十五、六,又十九、二十卷,共残帙六册。向为汪阆源观察得之黄荛圃孝廉丕烈家……。”跋后钤白文“朱善旗印”。又云:“风溪程兰川别鴐,止携第十九、二十两卷石刻共一册来都。予以日本纸手自影抄一通,存予所临碑帖类。故此册讹字不复改,以另有摹本故也。己酉(1849)二月十九日。建卿又志。”


跋中所言之程兰川,名文荣,字鱼石,号兰川,嘉善(今属浙江)人。清代道光、咸丰间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对帖学情有独钟,一生搜藏多种宋元碑帖,撰有《南村帖考》。咸丰三年(1853)为江宁府北捕通判,当太平军攻城时,他遣散家属,奋勇迎敌,终因城陷而捐躯。朱善旗这篇跋文明确告知宋搨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从汪氏艺芸书舍散出后,为程文荣所得。此后沉埋无闻,不知所终。今又重光,乃嗜者幸事。


此帖装潢古朴,但装裱挖镶不甚考究。也还有些疑似,尚待进一步解释。


(宋)薛尚功 编 黄丕烈 旧藏,【嘉德秋拍】宋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考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嘉德,宋拓,考论,薛尚功,南宋,黄丕烈,款识,刻本,石刻

(宋)薛尚功 编 黄丕烈 旧藏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宋拓石刻本

1箱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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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德2018秋季拍卖会


巡展 Exhibit

10/2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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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 Preview

11/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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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 Auctions

11/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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