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2018-08-05 10:54 浏览:409 A+ | A-


镜头中的纪念碑性:

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

 

主讲人:鲁安东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可沟通城市实验室主任;南京大学剑桥大学建筑与城市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于云龙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


时间:2018年7月8日


本文内容经主讲人修订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大家下午好,谢谢大家周末抽时间听我讲南京长江大桥的例子。谭峥老师做的“基建江山”这个展览,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南京长江大桥我一直在研究。南京长江大桥在我看来确实是“基建”和“江山”:它实际是基建这种建造行为怎样最终转化成一种国家性的行动,进而具有了一种纪念碑性。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它已经超脱了一般对于基础设施的理解。


我来举个例子。很多历史学家会说中国这个意识是怎么起源的,其实来源于大禹治水,为了治理洪水这样一种巨大的工程,不得不把沿着黄河的很多部落凝聚起来。共同完成一个巨大的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凝聚性的工作,它不只是把这个工程完成,实际是在这个工程的过程之中,大家的投入和参与反过来构成了一种共同的认知基础。建造本身就有一种把人凝聚起来的作用。在这里,建造不只是为了造一个东西,建造又是一种集体劳动的行动本身。它自身具有一种仪式性,因为一起劳动,所以大家就产生了协作的友谊,慢慢觉得是自己人,慢慢变成了一伙人。


我们会发现很多朝代刚开始时候都会做大型的、国家级的基建行动,比如明王朝曾经修明长城、下西洋或者修大运河。这些都不只是一种基础设施,而是一种把国家凝聚在一起的巨大的劳动,通过这种巨大的劳动反过来形成一种共同的认同,它的作用已经超脱了工程本身。它是由工程抵达的一种国家性的塑造,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是非常特殊的例子,一个巨大的国家性的工程,最终怎么样转化成国家性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是我对南京长江大桥思考的切入点。我们不能被简单地把它视为一座桥,它本质上超越了一座桥,而是国家的、象征性的、劳动的行动,通过这样的行动完成了工程的和集体性塑造的双重任务


今天讲的内容来自两个PPT。这个是我去年在哈佛大学做的报告,当时关键词叫做“技术的纪念碑性”。我比较感兴趣其实是纪念碑性在历史语境中如何被书写起来的。另一个是今年在宾州州立大学做的一个报告,稍微换了一个话题,题目叫做“Monumentality through the Camera Lens”,我讨论的是大桥不是一个像金字塔那样的古代的纪念碑,它是一个20世纪的纪念碑,也就意味着它的物质性和它在公众领域的传播,其实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相互独立。在当代,你无法单独讨论一个物质性的纪念碑性,它的纪念碑性很大程度发生在媒体传播的层面,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比如大家都知道毕尔巴鄂现象,其实我没去过,大多数人都没去过,但无所谓,因为这个纪念碑性是在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它的物质性本身是否有价值呢? 如果它有价值,我们怎么理解它的价值?我们怎么理解一个事情的本质性和它在媒介中的再现之间非常奇妙的关系?究竟哪个才是真的呢?


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只能以一种回溯的方式才能理解它。我在这里稍微致敬了一下雷姆·库哈斯,他的《癫狂的纽约》的副标题叫“一个回溯式的宣言”。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大桥本身的宣言,也不是大桥设计者的宣言,而是我们通过一个历史的视角重新理解这个对象,去帮它模拟出来的宣言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雷姆·库哈斯 《癫狂的纽约》英文版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回到一个历史的情境之中,建国之初出于国家建设需要,要做大工程。但大工程其实不只是工程的工程,它其实是一种国家性的工程。这张图是在1949年6月国家还没有统一的时候的中国铁路地图,我们看到整个华北地区、东北地区有比较密集的铁路网,华南地区有一些,但是北中国和南中国之间没有铁路的连接。所以在1949年的时候人民政府已经决定要干两件事,什么事?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为什么长江大桥很重要。当时最重要是打通北京到广州后来所谓的京广线,把这个地方连通的就是后来的武汉长江大桥;第二个就是打通北京到上海,过去是从天津到浦口(所谓的津浦路),接下来从南京的下关到上海(原来叫京沪路)。因此要打通北京到上海,就需要在南京建一个桥。这两个桥从一开始我们看这张图就明白,不只是把这两个桥建起来,建这两个桥本身意味着中国在领土或者空间层面最终的统一。国土连续起来了。因此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是在1949到50年的时候完成的,但是真正在空间上的(territorial)统一最终是在两座长江大桥建成时完成,这时候我们才说中国在空间上,或者说以一种连续的方式整个国土被统一起来。为什么南京长江大桥注定特别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数千年中国国土在空间上很容易分成南北两块,所以历史上南北跨江而治非常容易发生,这样一种潜在的国土划分,这样一种危险,被永久性地解决了。最终中国大陆被连成一个整体,是以南京长江大桥为最终完成的。所以它不只完成一个桥,它最终终结了两千年来不断地出现南北划分这样情况的历史的格局;越过长江、“天堑变通途”,都带有这样的内涵。它不只是一个工程,甚至不只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它实际是对于整个历史宿命的跨越,它是一种批判历史、超越历史的过程。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事还挺重要的。其实在当时很多工程,都暗含着一种跨越历史的内涵。例如我前一段时间调研的苏北灌溉总渠,也有一个潜在的历史命题:两千年一直会有各式各样的灾祸、问题,这些问题是封建社会解决不了的, 新的人民政府可以永久性地解决它,任何这样的解决都意味着对历史的终结。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南京长江大桥注定实际是一个地理和政治双重的象征,它其实不只属于南京。它意味着对于历史的跨越,意味着对于上一个政权的终结,所以它又必然发生在南京


所以从一开始这个桥就是全中国的桥,而不只是南京市的桥。所以它不是一个市政层面的基础设施,它是一个国家基础设施。黄颜色的圈是南京的城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南京长江大桥其实是京沪铁路在南京一个结点而已。


接下来要稍微补充一下。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南京长江大桥,这个桥不只是一个桥,它由很多元素构成。这里俗称是桥头堡。19世纪很多悬索桥需要有一个工程结构的东西,所以产生了桥头堡;到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桥头堡已经没有多少结构的作用。它是一个装饰,我待会儿有施工照片说明这一点。它是桥修完之后附加上这几个体量,让它看起来像是符合工程原理的东西,但它本质上是一个装饰品,一个纪念性建筑。


接下来很重要的是这个公园,一共有10公顷,是非常巨大的公园。这个公园其实是桥的组成部分,它不能分开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公园本质上不只是公园,它也是大桥的保护区。因为这个桥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之前桥下最多时候有一个营的守桥部队驻扎在那,海军、陆军、空军都有。公园的整个设计是为了从桥上俯看,从50多米的空中看下来才好看的图案。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修葺一新的米黄色桥头堡,图片来自网络


正式讲之前,我们先提一个问题,回到我们展览的主题。像这样一个桥究竟是基础设施,还是带有艺术性质的建筑?它可能两个都不是,或者两个都是,它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我觉得我们讨论问题之前,要防止简单地给这个东西标签,“基础设施”一定是基础设施,所以它一定没有其他的东西,美学的东西就不是基础设施,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可能是我们当代看问题的一种方式。这个房子是很好玩的东西,文革的时候非常多,叫人民大会堂,每个村、镇都有,这样一个建筑你如果仔细看会觉得很像村里的戏台,它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封建的,它是一个构造性的东西还是装饰性的,你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可能才是真实的,说得清楚的一般都是抽象简化过的。


我们来讲一个很小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南京长江大桥的敏感之处。这个是1972年,有一个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是一个非常认同中国的导演。所以1972年,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到中国拍一部纪录片叫做《中国》。他其实是非常认真地拍,从北京开始拍,沿着路一直拍到南京,最后到上海。拍完之后毛主席非常生气,觉得他蓄意地攻击中国革命,就把他的片子禁掉了,不光禁掉了,全国人民都开始批判他。比如我们看到一首儿歌叫做《气死安东尼奥尼》,小朋友们都会唱。因为安东尼奥尼被全国人批判,批判多了大家就记得这个人了,也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被骂,反正记得有这个名字。中国人一直会觉得安东尼奥尼这个名字挺熟悉的。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视频截图,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事情就非常值得讨论了,因为这个导演是怀着一个善意的意图,但在中国被视为恶意的。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他摄像机的机位,他去拍摄这个桥的拍法出了问题。桥没有问题,他也没有问题,但他的拍法出了问题。所以有一位美国学者叫苏珊·桑塔格,写了一本书叫《论摄影》(On Photography)其中专门讨论了安东尼奥尼被批判这个事。苏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她说在摄影术刚出现的前期,人对于摄影术还会有这样的理解:任何东西都会自带一个标准的拍摄角度,如果不按照它规定的角度拍,你拍的行为就会被视为一种非常蓄意的对于个人或者文化的攻击;只有到了摄影文化的成熟期,我们才可以自由地选择拍摄角度。她说当时安东尼奥尼处于成熟期,而中国的摄影文化处于前期。大桥有约定俗成的拍摄角度,不按照规定的拍就是恶意的攻击。这个事其实很容易理解,我们今天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小的研究。我把在公共媒介上出现的拍摄大桥的画面,在空间上把它们相机的位置定出来,来看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80年代的趋势,相机离大桥越来越近。70年代的时候只有远远地拍才是安全的,而且拍摄角度会比较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称之为“观看的空间化和仪式化”。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不是画面拍摄质量,而是相机跟被拍者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个空间关系,自带信息。所以这时候相机的摆位就构成了一种空间仪式,你如果不尊崇这个仪式,就有问题。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我们从现象上确实发现拍摄大桥是有规定动作的,只能怎么拍,问题是这样一种空间的潜规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大家认可这样一个镜头才是对的。左边这一位叫任发德,是大桥摄影师。1960年决定开始建南京长江大桥时候,最早做的事情中有一件就是拨出了巨额经费成立了大桥摄影组,由任发德老师担任组长。南京军区给他提供了一架直升飞机,所以可以拍到很多难得的角度。拨给摄影组的经费当时是30万元,是非常天价的一笔钱。从一开始对于大桥画面的拍摄,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任务。大量的纪录摄影,像这样的照片,都是要精心去拍才能拍到,比如先搭脚手架。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样一种摄影,慢慢地通过公共媒介,这个画面被传播下去了,构成了对大桥的一种想象。再比如这是另外一个标准画面,因为1968年9月30号通车仪式,有这样的画面,这个画面被广泛地传播,它就构成了后来很多对大桥的想象。这个是12月31号通车仪式的照片变成了宣传画。这种事件通过一系列报纸和平面媒体的传播而固化下来,大家想到大桥的时候就想到这样一组画面。这样一组画面是合法的,因为它跟特定的空间事件相关,它是一种events space,所以虽然你看到的是空画面,但其实那个空画面暗示着它跟当初仪式的关系,而具有政治合法性。新闻传播之后就是邮票、粮票等等,最经典的画面又经过日常的票据的传播,被大家所熟悉,在全国范围被识别。所以这几个镜头就是经典镜头,是不能动的,它自带政治的正确性。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大桥通车典礼当天的盛况,图片来自网络


大桥视觉形象可以被进一步演绎,很多艺术家接受了画大桥的政治任务。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吴冠中画的,非常有趣一个大桥全景。比较有趣是这张画跟下一张钱松的画,其实是同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大桥是一模一样的,都从大桥西侧看过来,但吴冠中画的是一片江南田园的状况,都是水,到了钱松岩这儿就是崇山峻岭。接下来是魏紫熙画的大桥,是另一个角度,确实有山,但至少他拉高了五倍左右,在这里艺术家的想象很有意思,他进一步夸张了画面里面的一种叙事性的成分。魏紫熙很显然是强调大桥作为一种对自然障碍的困难的克服,所以他要把山画得特别高,江画得特别宽,从而显得这个桥多么了不起,征服了这样一种山川地貌。我觉得钱松岩应该也是一样的逻辑,地形越困难,越突出这个桥的了不起。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魏紫熙 《天堑变通途》1973, 图片来自网络


接下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大桥的图象进到日常的生活中间,到底大家要看什么?特别我们学建筑的人,总觉得大家会看那个建筑,或是说看那个对象,其实没有人看那个对象,除了建筑师之外没有人看,没什么好看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在大桥图像的使用过程中,很多人想通过这个桥去看到“人“,它其实是一个所谓”人民“的概念。


我先放一个漫画图,这张图什么意思?让人民组织起来看片子,片子里面是一种理想的人民,你通过看这个片子,好像看到是自己,但反过来也是被画面里的人民所塑造的。所以具体的人看抽象的人,反过来具体的人会被抽象的人塑造,这是宣传的逻辑。这时候我们看大桥的海报非常有意思,这张海报,大桥跟人是一个互文的关系,这个桥放在这,它是为了证明一种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成就,反过来证明工人的社会身份和角色的自豪感。通过这样的画面重要的是工人阶级,桥是作为一个证据放在背景上。我们看这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样一个桥在这张图中的潜台词稍微不同,它想强调当年苏联专家撤走,中国人自己把这个桥搞起来,多么不容易,所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画中人是对劳动者和独立奋斗者的一种人格体现。这张潜台词就不太一样,1972年全国田径运动会,大桥和田径的关系大概意味着一种成功、幸福、自信。这个事很有趣,这张图告诉我们,长江大桥作为一个符号,它的含义有可能是多样的,它不只是革命的、不只是一种工业成就,有可能有更加微妙的含义,一个积极的符号。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图片来自网络


接下来我们看一组照片。1968年大桥建完之后,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如此重要,所以它迅速变成全中国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基本是全国人民都想去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专门去那个地方拍照,sightseeing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当年就有。接下来这组照片就非常有意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照片好像在大桥上拍的,但其实是在大桥的画前面拍的,我们仔细看看,比如说这个是画得好的,这个就画得差一些。全国各地的人,当他到不了南京长江大桥时候,他就会在家乡的照相馆里面,在一幅大桥的画前面拍一张。这个事让我非常感兴趣,如何理解这样一个行动,他为什么在一张画前面拍一下。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张画得比较正常,大连长春路,很显然是一个比较远、到不了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拍的。这张就非常奇怪,奇怪在哪里?因为这里写的“大桥照相馆“,也就是说他是在南京长江大桥下面的照相馆里拍的,人已经到桥下面了,不跟真的桥拍,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在这拍照,不只是单纯地替代我到不了现场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在现场了还是要拍一张,对不对?说明我在大桥的照片前拍和在现场拍,满足的欲望不同,这是两件事。不同在哪里?当我在大桥的标准镜头前面拍的时候,我不只是跟大桥合影,我是跟大桥默认的视觉空间仪式在合影,从而表达我对这样一个视觉关系的认同。所以在这个标准镜头前面拍的,会比在大桥下随便拍的人看起来更正面。在这拍这个照片时,会不会不只是留影,而是像一种仪式,拍的动作表达了认同。在这重要的是标准像,而不只是大桥的再现。它是大桥政治内涵的一个特定的再现,而跟这样一个再现(representation)的合影,代表了价值观的认同。所以在这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事,不只是大桥自身的一种空间关系。这样的空间关系通过媒体的传播,可以在全国各地有化身,所以每一个小摄像馆,在拍照的那个时刻,变身了长江大桥的一个化身。在这个地方,跟它的化身合影,协同进全国性的空间秩序里面去,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图片来自网络


我想说另外一个事情,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拍过照,因为这是一个家庭,所以这张照片反过来又见证了这个家庭的某个时刻。这个桥和这个桥的照片在这个时刻见证了一种家庭的关系。比如在这张左上角其实写的是毕业留念四个字,这个是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给我的,这是他和同学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拍张合影,作为毕业留念,一人送一张。所以反过来,这个拍照的仪式,又变成同学友谊的见证。你看到一个东西刚刚进入到媒体机制里面以后,它会反过来支持了很多人和人的相互关系,最终变成了人和人的记忆。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可能对于大桥的记忆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多么个人,大桥构成了他们相互连接的一种媒介。这张我一直特别喜欢,大家可以凝视五秒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张非常像我们今天的自拍。你可以想象这个女孩一定是非常得意,为什么?你看她穿着新衣服,挎着一个背包,这个包很新,而且是崭新的上海牌皮包,肯定跟非常得意的一个事。戴着一块手表,手表是很贵的。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时尚的女孩,带着她心爱的包、最新款的手表、穿着新衣服,在长江大桥前拍照,以此表示什么?应该是表示她是一个很时髦、很进步、很令人羡慕的形象。长江大桥在这样的自我表达的机制里,承担着什么作用?桥在讲述这个女孩,她想讲给其他人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她可能会把这张照片送给对她重要的人,所以这张照片是一种“自画像“,所有元素承担着对于人格的描述作用。这张里,长江大桥显然不是指的工业阶级,而是暗示主人某种生活和政治上的积极,特别美好的一种状况,从而可以跟上海牌皮包、手表对接起来。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图片来自网络


大桥的图像可以被很奇怪的方式用,非常意料之外的。这个已经很正常了,这是书画、海报。接下来是章和表,挂在身上的徽章,钟。钟其实很多,我比较感兴趣为什么大桥的图案可以跟这种明显富有小资情调的装饰放在一起。大桥在这感觉只是代表一种对于生活积极面的装饰。


大家仔细看,那个包、钱包已经很正常了,这组是人家结婚用的喜被,床单、被罩、枕套。新婚夫妇结婚,躺在一个长江大桥图案的喜被下面,这个有点奇怪。但你反过来想,为什么长江大桥可以被用在结婚场合?是不是因为长江大桥在日常生活中有别的内涵,是不是像向日葵、牡丹一样,暗示着一种富足、美好,而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性的东西,才使得我们可以随便用它。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图片均来自网络


接下来这组也蛮好玩,我特别感兴趣的这是一个砚台,大家知道砚台是毛笔写书法的,砚台上手工刻了一个长江大桥,而长江大桥是工业产品,逻辑上有点问题。然后是扇子,有点奇怪的后现代的对比感觉。接下来这个杯子,碗盏瓢盆,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最好玩的是镜子。这些镜子还不是特别极端的,我们见到最牛的镜子,那个镜子上的大桥特别大,以至于只能从桥的缝里面才能照到自己的脸。这个事很有趣,大桥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东西,只要你去照,必然已经被大桥反过来照过了。这还有一些很难想象到的,老的洋河大曲上用长江大桥当标志。肥皂。左上角橘子糖是吃的东西,也印大桥。所以长江大桥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上,毫无障碍,你可以随便用。这是一个乐器,琴的盒子。这个是1969年1月1号,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之后,新版的全国列车时刻表,所以印了标准镜头作为封面,让大家就会记住这个事。1969年,列车时刻表还有台湾的火车,画了一个虚线,表示即将开过去。1972年开始就有一首歌,叫做《我为祖国守大桥》。这首歌特别重要,因为京沪线每一列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火车,在路过那个桥的时刻,必须放这首歌。这么多年肯定有几十亿人次的人听过这首歌,以至于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即使你记不住歌词,但会记住那个旋律,你会把这个旋律跟那个桥对接起来,听到这个歌就想起那个桥,看到桥想起歌。这个事暗示着声音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它的一种渗透力,声音很有可能是记忆主要的载体之一。


这两张也很好玩,有一首歌叫《桥工想念毛主席》。中国人发明了简谱,简谱是中国人发明的。你买一张小卡片,自己回去可以哼唱,我小时候也买过。这两张比较有趣的是,他们都是来自遥远的地方,左下角是福建的,上面可能是黑龙江。全国的人,很远的人可以通过唱这首歌去想象,他是这样一种桥工的精神状态。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图片来自网络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这是万年历,你每天翻。它有趣在哪里?这个是月份、日期,这是星期,平时都是黑的,只有到12月26号那天,全变红。然后左上角提醒你这是毛主席的生日,它其实已经变成一种日常的仪式,你几乎不可能记不住毛主席的生日。


这是去年我自己收集到的大桥的东西的来源地,它已经覆盖了中国很多地方,所有的省份都会用大桥这个图案放在它的工业或者农业产品上,它是一个全国通用的符号。在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个国家性的基础设施,非常困难实现的巨大的构筑物,经过了一种非常复杂的传播和引导机制,变成了一种图象化的存在,而且这个图象是非常受限的,它有特定合法的图象这个图象进入了日常生活,最终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媒介。所以在这我们看到是非常奇特的图景。全中国的人因为这个特殊的图像而发生了一种关联。比如你在老家拍过照片,那个人在他老家,我们都因为大桥这个符号而做过类似的事情,我们都去照相馆拍过照,所以我们是相关的。这个事非常有趣。大桥渗透到日常生活里,所以它跟中国人的情感有一个奇特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南京长江大桥是全世界自杀人数最多的地方。这个事虽然不能够完全简单地解释,但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几个事实:第一全中国人都跟它有某种情感上的关系,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第二很有可能因为它曾经承载着某种梦想,可能是已经失落的梦想,失去了的光荣与梦想。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图片来自网络


接下来讲一个很感动我的小片段。我最早做这个研究,因为我是建筑师,所以甲方邀请我做(大桥)公园的改造,我就去看场地。坐在桥底下,忽然来了辆大巴,下来几个苗族妇女,大概七八十岁,戴着满头的银饰。我当时第一反应,人家是不是要找人给她们拍照,但没有人给她们拍照。这一群苗族妇女排成了一字长队,非常严肃地、慢慢地走向了桥头堡。那个时候让我特别感动,觉得自己太低俗了,怎么就想到拍照。我想,这群人可能是当年有这样一个梦想,很想到这个地方来,没有机会来,所以今天要来,来的时候不是为了拍照,只是为了来。所以穿了民族的盛装,很严肃地来到桥头堡。当时给我很大的震动。


我前面讲了几个故事,比较有趣的是什么?我们一直觉得纪念碑性是某种不变的东西,建筑具有纪念碑性。但我们一直都很躲避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中期之后,我们在一个媒体时代,什么是纪念碑性?就像长江大桥,这个时候物质性的桥跟刚才说的由经典镜头构成的桥,哪个才是更本质的桥,哪个才是更重要的桥,哪个才是更有权威性的桥?很显然被镜头规定的桥是更重要的桥。所以在这,我们一般建筑人总会假想物质性是一个前提,我们先有了物质性,先于其他再现(representations)的。但在这很显然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在一个媒体时代,图象或者representation已经跟对象脱离,甚至有可能代替了对象本身,所以才会有simulacrum这样的概念出现。


我们来看一个时间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是1968年,最热门是从1968到1975、1976年的样子,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其实平面媒体和电视已经开始普及了,但很有趣的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自由地去传播的对象是很少的。我们内容很缺,但我们技术已经达到了,所以才会出现南京长江大桥这样独一无二的景观。同一时间在西方社会,媒体很发达,可以被拍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它是分散的;只有在中国技术已经够了,但能够被合法的去拍的事物很少,所以才使得它有那么巨大的媒体覆盖。所以我说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第一个媒体建筑,它是第一个被如此广泛传播的对象,以至于它被传播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和替代了物质本身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个很好玩的是,我们看到当一个对象进入到媒体空间之后,这个媒体不只是来表现这个对象,它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构和激发新的东西就像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大桥的图象可以被二次利用,甚至可以变成人和人关系的一种见证和纽带。


我们来讲一个例子,我前两年在大桥那评图,请了一位建筑师评图,这个建筑师突然很激动,就开始给他父亲打电话,因为他和他父亲已经有几年不通话的。他忽然拿出手机给他父亲打电话,说:爸,我现在在南京长江大桥,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你抱着我来过。他爸沉默了好一会说,臭小子,你还记得。后来父子关系就好了。这个事非常有意思,因为大桥曾经见证过很多关系,它反过来就可以变成其他关系的纽带和枢纽,所以它具备用来激发别的东西的能力。这个事非常有意思。我们总认为representation是依附于某个东西的幻影,问题是一旦通过媒体进入公共领域之后,这个幻影本身又会激发第二层次的东西。当这个事进入到社会生活之后,物体就发生了多重的意义,它既是物体又是载体,它既是一个事物,也是一种中介和一种关系。物品一旦进入社会之后,它不再是一个无名的物体,它是一个具体的物体。所以它变成了很多人的情感记忆和社会关系的载体。大桥也是一样的,那些本子、奖状上有大桥,一旦奖状给了你,也变成了一种情感的见证,它不再是一张纸。


第三条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近乎我的一个猜想。如果在我们今天,媒体使得纪念碑性变成一个被营建出来的中介系统,这时我们假想有一种情况,我知道有一个例子,前苏联国家有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很好玩的项目,他做了很多明信片,当然用类似PS的技术。他假设一个城市里面曾经有过伟大纪念碑一样的建筑,所以她做了很多图片发往全世界各地,所以大家都以为那个城市有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纪念碑,激发了很多人去那旅游。旅游之后没找到。说多了之后,当地的居民就觉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也以为曾经发生过一个建筑被拆掉了。这个建筑从来没存在过,但是它又存在,它在一个媒体世界存在,只要大家都以为它存在,它就存在了。这个事说明了什么?它在提醒我,最终大桥作为一个物质的纪念碑,在整个这样一个视觉机制中,它的作用在哪里?如果现在没有长江大桥,我们前面看到所有都是图象的虚构,这个事成立吗?也许成立也许不成立。但我觉得在整个这样的系统里面非常有趣的是,南京长江大桥构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虚拟场所中的唯一的参照,最终因为那个物质的桥在那,证明了所有物质的真实性。它像是一个激发器一样的东西,支撑一个虚拟的场所,在这个地方,物质性我觉得非常有趣。我的理解是会不会在一个媒体时代,纪念碑性真正的作用不在于纪念碑本身的物质性,而在于纪念碑跟它激发的无穷无尽的媒体再现之间存在的一种参考性的关系,从而共同支撑一个充满激情的场所,这个激情场才是真的。中间的物是一个触发器,旁边的媒体是一种虚拟的触媒,但共同形成一个充满激情的场,这个激情的场才是最终真实的东西。这是一个理论模型,我还在测试之中。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讲座现场


更多回顾全球基础设施与其空间表达


当前展览

【OCAT上海馆|讲座回顾】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上)


阅读原文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崇真艺客的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发表评论
博文分类
标签
  • +

艺讯订阅

联系客服
86-021-62666063
info@trueart.com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