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鲍德丨解读苗条的身体

2018-12-01 09:07 浏览:273 A+ | A-
解读苗条的身体
苏珊·鲍德丨文  艾秀梅丨译
节选自《文化研究》第三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苏珊·鲍德丨解读苗条的身体,苏珊·鲍德丨,肌肉,电影,赘肉,体重,体型,阶级,脂肪,表征,敌人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那些能够吃得不赖的人们开始有计划地为了追求一种审美的理想而节食了,据说在西方这还是第一次。当然,其他时期的文化已经有过节食的现象了。贵族式的希腊文化曾对进食制定过科学规范,以期借此达到自制与适度。在中世纪,为了获得灵魂的净化并控制情欲,斋戒是所有基督教常规中最重要的一种。很明显,这些“节食”的形式都可以看作是“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不论是对基督徒那样的“内在”自我还是对希腊人那样的一个公共自我——这些形式被建构成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趋向于人的完美的诸种深刻的可能性得到了实现。因此,禁食程序和禁欲仪式是专为精选出的少数贵族或神职人员而准备的,他们注定能够达到灵魂的完善。与此不同的是,在19世纪后期,打理身体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热衷的事情,节食的目的也变成了追求理想的体重和体型。节食成了一项身体工程而不是心灵工程;脂肪,而不是食欲和性欲,被宣布为敌人,人们开始借助量度数值来评价他们节食的成效,而不是关注他们控制冲动与过火行为的水平。资产阶级的“苗条暴政”(吉姆·车宁的说法)登场了(尤其对妇女们而言),伴随而来的是无数旨在体型转变的技巧的发展——节食、运动以及后来的化学和外科手术的手段。
 
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技术以及围绕它们建立的工业是庞大而多方面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批评意识,然而主要的焦点(毫不奇怪地)集中在那不幸的少数人身上——他们已经为节食所困扰,走得太远,我们认为这是病态的、极端的。电视谈话节目报道了许多由胃纤维病、胃气泡、流质饮食、强迫性运动所导致的悲剧;杂志警告人们减脂手术和吸脂术的危险性;关于食欲过盛症和神经性厌食症的书和文章激增。大众传媒对饮食失调的描述总是耸人听闻的、轰动性的,那些骨瘦如柴的身体的照片和对一次普通的狂欢所吃掉的食物量的详尽描述总是让人们倒抽一口凉气。这些场面在(正常的)观众和(畸形的、病态的)被展示者之间引发了一种附带性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观众从台上病人的行为或者经历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他们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病态或超常规的状态。
 
当然,这些行为中有许多是反常的,如果单从所需要耗费的金钱的角度考虑的话,那孜孜以求于脂肪、节食与苗条这些事情倒不算什么过火的事。实际上,这种孜孜以求可以作为最强有力的“常规化”策略之一在我们这个世纪发挥作用,确保产生出能自行监控、自我训练的“顺从的身体”,对任何逸出社会常规的行为保持敏感性,并使按常规做出自我完善与转变成为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们关注病理学、失调、意外事件、不可预料的悲剧以及古怪的行为,其背后掩藏的正是节食与身体管理技术的规范化功能。与男人相比,女人更深地受到这些规范、标准的控制,历史地来看也更为普遍。病理学的关注焦点(除非囿于政治的分析)已经发生转移,而不再集中于社会性别繁衍的主要方法。
 
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关于对苗条的现代希求的一个较大型分析报告。从总体上看,这种需求在权力的现代常规化机制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它有繁衍社会性别关系的功能。为了这个大型的分析报告,我运用了福柯划分现代身体之社会建构的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可理解的身体”和“有用的身体”:(1)表征的社会控制场和(2)实践的、直接的社会控制场,通过这种划分,文化被转变成无意识的、习惯性的身体行为。“可理解的身体”包括对身体进行的科学、哲学、美学表征,包括美的标准、健康的范式等等。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些表征看作是在确定一套实践条例及规则(有些是明确的,有些则不明确),通过这些规范,活的身体得到“训练、塑型,变得服从、听话”。简而言之,成为一个可以进行社会性调节的“有用的身体”。举个例子说,17世纪“身体是一架机器”的哲学观念就对日渐增多的劳动自动化生产机械影射,而且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和技术的范式。
 
要理解苗条身体的“解剖政治学”意义(正如福柯所称谓的)需要对“有用的”和“可理解”的这两个领域做个深究——追问一下节食和运动的习惯做法或规训方式,正是它们建构了主体的时间、空间结构,也建构了主体的经验结构;同时,考察一下我们的形象幻彩文化对苗条身体的流行表征,由此意义才得以具体化、符号化,得以形而上地编码并被传播开来。总体上,我的观点强调:评价身体角色的实践在权力关系网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无数少女(我们在研究中调查过的九岁女孩中的80% )最近的策略当然应该说在政治上意义使我们感到不安,她们正在为她们时代的组织原则而把自己献身给节食事业。不过,这篇特别论文将通过对表征的身体——完美苗条的文化意象(它正逐渐跨越种族与民族界限成为我们文化的具有统治地位的身体标准)的考察,来揭示节食和运动的标准化作用。应特别指出的是,我愿意在这里沿用玛丽·道格拉斯的观点,她认为“小宇宙”形象——肉体的身体可以象征性地复制出大宇宙即“社会肌体”的脆弱与焦虑。我将通过“解读”(正如文本或浅层文化被象征为“书写”)我们时代中有关追求苗条的一些主导意义来揭示这一观点。
 
对文化形象进行解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尤其当考虑到多种多样的民族、种族和阶级差异的时候,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交叉抵消,赋予支配性的标准化形象独特的意义,即使是在同质化了的形象身上(本文中我的关注焦点),当代苗条观也容许有多种变化,而且有多样的经常彼此“解构”的意义。举一个例子,对现在的服装广告照片和文稿的考察表明,跟20世纪20年代一样,今天的男孩子的身体理想形态象征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从驯良的、多育的女子气质羁绊中解放出来的气象。但同样的苗条身体又被描绘为另外一种姿势,我们可以把这些姿势看作是对发达的肌肉以及大部分时下男性身体理想形态的抵消,在其中,别一种意义产生了。在这些带有性别对抗的姿势里,苗条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脆弱、不设防和缺乏力量的意蕴,它和社会空间中大量出现的坚定的男性主宰相对立。
 
任何一个文化分析家都不可能在一篇文章的篇幅内就对苗条文本做出全面的解读,既然如此,我将努力就我们时代的文化背景中助长了饮食失调现象——厌食、食欲过盛症、过度肥胖的某些元素展开论述。其中第一步就是对现代苗条理想形态的解码,从而揭示其后隐含的心灵焦虑和道德评价——这些评价涉及到在控制冲动和欲望方面的一些正确及错误做法……
 
苗条与当代焦虑
 
在最近一期的服装秀杂志《20/20》中,几个十几岁的男孩看到一些时装模特的照片,这些模特瘦得像笔管一样。然而由于摆出这样一种姿势,以致外翘的臀部受到力的压迫,经由身体的动作而凸起——除了骨瘦如柴或者最结实完美的身体,这在任何人身上都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弯腰,我们坐下,肌肉就会聚合到一处。这些年幼的男孩们因为模特的臀部竟然反感地声称这些人太胖。看到这些,我惊骇于男孩子们的反应。不过,我不能否认当我重新审视70年代以来的电影中的女性身体时,我为自己目前的看法感到惊讶,曾经觉得苗条而匀称的现在看起来松弛了。在这些变化了的看法中,体重不是关键因素——我的标准不是偏爱瘦体型——而是期待一种更紧致、更光滑同时又更节制的身体轮廓。
 
厌食症的自我责难也总是注意人体上特别松软突出的地方(经常是腹部),而不是关注整个身体。在《矢志瘦身》一书中,凯伦努力要消灭被她视为神话的厌食症,已经很瘦了,她却仍然认为自己太胖:
 
我希望在这里能准确地表达自己,因为这很重要。你必须明白。我没觉得我整个是个胖子。当我在镜子里审视自己,我的确没发现站在那儿的是个胖子。我确信自己真的很瘦,比如我的胳膊和腿。但是我吃某些东西的那一刻可以说我的腹部撑得像猪肚子。我知道它在膨胀,而且这很讨厌。这就是一直藏在我心里的感觉。
 
再如,芭芭拉:
 
有时,我的身体看起来太臃肿,我都不想穿衣服。每个月有两天我确实是喜欢自己的样子:通常是在我例假后的第八九天。另外的日子,我的胸部、腹部——它们总是讨厌地隆起着,肿胀着,凸鼓着。我的身体随时可能打击我;它是一堆失去控制的赘肉。
 
从精神分析学和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类似的描述已有很多。但现在,我希望从性别符号之外的角度来继续考察这些不受欢迎的凸肉和爆炸式肚子的形象。我想把它们当作失控的内在过程所引发的焦虑的一个隐喻——承载不下的欲望,无法克制的渴望,失去掌控的冲动。身体爆炸的形象经常以这种方式在现代恐怖电影中起到象征性的作用——正如新近的狼人电影(《呼啸,一个少年狼人在伦敦》)和大卫·克鲁宁伯格重拍的《飞人》。原版的《飞人》虚构了一个由飞行物的部件和人的部件共同组成的机械合成物,是一种半人半兽的形象。而在克鲁宁伯格的《飞人》中,同狼人类型一样,一个崭新的、陌生的、好色的不可控的自我从牺牲者的旧有肉身上突然出现(相关的、经常被复制的形象出现在《异形》中),片中的寄生物总是从人类寄主的胸膛里爆裂而出。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新形象看成是由有特殊效应的技术引发的,我仍然认为这是在给一种更深刻的精神文化焦虑赋形。
 
每年,我都在形而上学课上引用到道摩尔·施瓦茨的经典诗歌《大笨熊》,用它来作为例子解释自我的双重想象。在这首诗中,身体被结构为一股陌生的、无意识的、欲望的力量,它阻挠和破坏着灵魂工程。施瓦茨的诗从引用阿尔弗雷得·诺斯·怀特海得的一段话开始,“身体的见证”,施瓦茨的诗把“跟着他的大笨熊”描绘成一个“漫画式的、臃肿的影子,一个心灵动机的愚蠢的小丑”。去年,第一次有相当多的学生把这首诗解释成是对肥胖人窘况的描述。这可能表明我的学生是越来越刻板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肥胖景观已经主宰了他们的想象力,反映了他们这一代对身体过胖、功能紊乱之潜在危险的焦虑。在广告中,身体被建构为一种怪异的攻击者,简直要以一堆难看的赘肉陈列品的样子突现出来,这种文化形象是司空见惯的。直到最近的十年,超重还是大部分减肥食品广告的目标。如今,人们发现,赘肉、脂肪、松弛部分更容易被视为敌人,“现在(一个典型的广告说)消灭令人尴尬的肉块、累赘、大肚腩、松垮的胸部和臀部——感觉更年轻,有利防止脂肪团的积累——拥有一个没有肚子的完美体型”。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样的目标经常被想象为是对身体的斩草除根,例如“没有肚子”),人们会对这敌人施以暴力的攻击:赘肉必须被“进攻”或“铲除”掉;脂肪被“燃烧”掉;肚子(或者更极端的,“内脏”)必须被“击碎”并“清理”掉。吸脂术现在越来越流行,这是一种专门把正常体重的人(并未被认为肥胖)不想要的肉抽出来的技术,其安全性还远远不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对身体赘肉的厌恶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里,身体的理想形态应该是绝对紧致、不嗜进食、肌肉结实的(换句话说,从内部防止身体发胖,控制内在程序)。软的、松的、蠕动的部分是不能接受的,即使是在极瘦的身体上。控制脂肪团生成和吸脂术一样,对减轻体重毫无用处,但之于人们对肌肉结实的体型的追求却大有裨益。
 
以上这种透视说明,在我们的文化中,在强制性节食和身体塑造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意义连贯性,它同时揭示了为什么现代女性魅力形象这么容易在两种形象间来回摇摆——瘦削的“极少主义”外貌与结实、孔武、健美的形象。这些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形象的并存并不表明:现在,形象空洞而迥异的后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主宰,毋宁说,这两种理想形态尽管表面上非常不同,却在对付共同敌人——松软懈怠的、多余赘肉的斗争中联结在一起了。我们的文化(即使对妇女而言)也完全允许有必要的体重和肉块——只要严格管理它。另一方面,单有苗条是不够的——如果还有赘肉在摆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观点的源头,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十年前理想的苗条形象变得越来越瘦,为什么身材极为苗条的妇女仍然把自己看作胖子。除非一个人踏上培育肌肉之路,除非他把自己修剪到皮包骨头,否则要做到没有松弛与赘肉是完全不可能的。
 
苗条与精神状况
 
根据其自我节制及掌控冲动与欲望的能力,肥胖/苗条的身体所具有的道德符码(我们将看到,还有其经济符码)代表了体重和体型的社会象征意义发生历史性转变的结果。直到19世纪后期,区分人群的重要标志还是他们的阶级、种族和性别;身体表明着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例如,19世纪中期,有成就的商人和政客都是大腹便便的样子,这是资产阶级取得成功的标志,是他们积累的万贯家财的鲜明标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优雅苗条的身体则昭示着贵族的身份,他们无形中掌握着社会尊位,而不是将这种身份标志建立在赤裸裸的商业欲望和饮食需求上。他们瞧不起资产阶级对财富与豪势的炫耀。后来,随着苗条的妻子成为丈夫展示成功的样品,这种理想开始为热衷向上爬的中产阶级所欣赏。
 
世纪末,胖子被大批量地淘汰出中产阶级(甚至威廉姆·霍华德·塔夫塔也开始不停地节食,他在位时体重超过300磅),社会权力已较少依赖于单纯的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更多的与一个人控制、管理劳动力及他人的资源的能力联系起来。同时,身体超重被视为道德及人格缺陷或者缺乏意志的表现。这些联想只有在“过剩”社会的文化里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控制“文化”生产的人有足够多的东西可吃),节食的道德诉求必须具备物质的先决条件,这种必备的物质条件使节食的选择和超重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尽管迄今为止,苗条仍让人产生一些传统的“阶级联想”(一个女人不会是过于富裕或者过于瘦削的),但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个等式已经明显衰微了,体型已经越发地成为一种私人的、内在协调(或尖调)的标志——成为一种精神状况的象征。
 
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关于肌肉发达的身体的含义之变化的,肌肉发达已经有好多种文化含义(直到最近这些含义主要都是为男性身体预设的),它们使得发育完好的身体在中产阶级的魅力概念中无法扮演重要的角色。自然,肌肉象征着男性气质的力量,但同时,人们总把肌肉跟体力劳动者和带镣铐的囚犯联系起来(因此就和底层阶级甚至犯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充满了种族主义意味(借助无数电影再现黑奴和职业拳击手汗流浃背、油光可鉴的身体)。由于我们文化的种族和阶级前提,肌肉令人联想起惟利是图、愚昧无知、兽性未泯的人。然而,今天肌肉完美的人体已经成为文化偶像;锻炼成了张扬而性感的雅皮行为,结实成熟的身体再也不意味着底层等级的身份(除非发展到极端,那时肌肉与野蛮、愚昧的物质主义嘴脸的联想将再度产生),而象征着得体的姿势;它意味着一个人爱惜自己,知道示人以怎样的面貌,它还表明一种意志力、充沛的活力,表明你能控制孩子气的冲动,你具备将自己发挥到最好的能力。“你锻炼(就是)你节食”,海瑟·洛克莱尔在电视上为极限攀岩健身中心做宣传时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肌肉代表了性感,但有节制的、加管束的性感才不会以你所不欲的尴尬样子涌现。
 
在一定程度上,阶级问题仍然有效,它跟社会流动性的分类(或缺少社会流动性)有关,而非关阶级位置。例如:当有这种肥胖与底层人身份的联想时,人们的态度和道义的属性又会对这种联想进行调节——肥胖被认为暗喻了懒惰、缺乏训练、拒绝依从,缺乏各种能按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向上流动的管理能力。相应地,在流行的青少年电影如《闪舞》和《视搜索》中,故事的(工人阶级)男主角和女主角修整、强健、掌控自己身体的能力成为一种鲜明的表征,表征着他们进取的志向,也表征着他们那种冲破阶级局限进入掌权一族的巨大穿透力。这些电影(正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清楚地宣称的)是当代的“探索神话”;正如这些电影的蓝本《洛奇》(史泰龙主演,宣扬个人奋斗。——译注)所表现的那样,面对众敌,经过无数的考验,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同较前期的电影(在这些电影中,史密斯先生被派到华盛顿,迪兹先生被派到城里,腐败政府和大公司那些明目张胆的恶行做斗争)不同,《闪舞》和《视搜索》描绘了男女主角减肥、锻炼、对身体痛苦及疲惫的忍耐和他们克服这一切的能力。通过这些隐喻,影片传达了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意志以及灵魂的诚实正直(例如,在《视搜索》中,年轻的摔跤运动员因为严酷的训练和节食而导致昏厥、流鼻血,但他毫不理会这一切,这时,观众就会受到鼓舞,对他极为佩服)。
 
毫不奇怪,饮食失调的年轻人常常会以同样的方式把他们自己的经历主题化。正如下面对一位年轻的女长跑者的采访片段所示的:
 
我是个意志力强的人。我能够为了比赛训练,也能在任何时间减少饭量。我记得那时我总感觉很得意,你说痛苦?当然,有痛苦。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饥饿,还有持续锻炼导致的肌肉疼痛。无法向你表述我受了多少伤痛。
 
你可能会认为我是疯了,让自己经受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痛苦。但你必须记住,我是在打一场战争。当你在战争中受了伤,你会为此骄傲。当然,你可能在心里哭喊,但如果你是勇敢的,的确很棒,那么你就完全能够忍受,因为你知道这是你为胜利付出的代价。我需要赢!我真的觉得如果不能赢,我宁愿死去——所有的敌人都在逼近我,我必须智胜他们。如果我能把自己训练得足够好——如果我能够使自己保持苗条而健壮——那么我就能赢!痛苦是很自然的事,这是我必须应付的。
 
在《视搜索》中,外在的语境是为一个体育比赛项目而训练,但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内在情境的附属,真正的斗争最终成为与自己的较量。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文章的开头一段揭示了它的历史局限。在那一段中,现代节食的风行是与历史上充满道德意味的身体管理工程形成鲜明对照的,然而在这部分,我已经指出,即使是对最浅显的表征(青少年电影)的考察也揭示出一种道德观——事实上,就是福柯在《快感的享用》中描述的一个看起来近似于贵族时期希腊的标准。正如福柯所描述的,那个标准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与自身的不可知的关系”——不是清除欲望和渴望以获得净化(正如基督教徒所疲于论争的),而是通过持续的“精神战斗”达到对欲望的“强有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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